第十届国际气候论坛在京举行

[21]翁岳生：《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605页。

《证券法》第14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以投票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被告身兼合同当事人和行政执法机关，自行做出处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

就专家本身来说，专家视角可能偏狭，专家意见可能谬误，甚至专家立场可能被俘获。[39]《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案件审理会议议事规则》，京政复议委〔2007〕3号，第3条。鉴于现有文献对之讨论较多，此处不再赘述。回避的申请通常由执法人员自己提出，当事人也可以申请其回避。正如一些学者所注意到的，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可能存在交织和转化。

中国目前没有针对专家参与的专门立法，相关规定散见于法律条款中。但如果按照字面的理解，在21名委员中16名到会，10票赞成、6票反对或者弃权的情况下，是否就应当视为不批准？即使把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理解为全体出席会议的成员过半数通过，21名委员中16名到会，8票赞成、8票反对或者弃权的，是否也应当理解为不批准？[45]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沪二中行终字第189号。在这场讨论中，"两个凡是"作为一种国家学说就预设了诺齐克意义上的定型化范式，这表现在它为理想的宪制和公共政策提供了一种实体性的判准，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而在理论界对共识的讨论中，罗尔斯的"交迭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毛泽东需要下到上海才能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则通过南巡找到了继续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动力，这两段历史在实体政策的意义上有着不可能再大的差别，但在宪法结构意义上却有着基于政制差序格局的隐蔽暗合，这也正指向了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宪法连续性，邓小平在宪法决策结构的意义上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具体地说，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以及理论思考的立足点。[41]至于将"允许看"泛化为"知情权和监督权"，"大胆试"泛化为"参与权"，"不争论"演绎为"可讨论"并进一步泛化为"表达权"，[42]这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解读首先是没有必要，因为82年宪法早在文本内就写入了相应的基本权利，而且2004年的修宪也已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更重要的是极易遮蔽了南方谈话的真正历史经验。

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在大历史的视野内，欧盟制宪不正是要建立起一个欧罗巴合众国吗？[89]在经由制宪实现"合众为一"后，共同体时刻都要准备着防止它自身的裂变和崩溃，杜绝在原有的政治区域内重新出现一种新"列国体制"。

但在具体问题上，尤其是在中国的差序格局的政治空间之内，宪法作为对内治理的技艺并不就必然排斥国际法的方法和认识论上的启示。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的概念，概括中国政治空间所具有的复杂、多元、差异的结构性特征。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的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就疆域而论，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与美国大致持平。

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373。早在1985年6月，邓小平就谈到："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摘要: 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

但在我看来，拿来主义在这里是一个论证成本较低的可行选择。[10]"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在空间上得以定义的政治概念，而在82宪法的结构内，中国由34个省级行政区所构成，包括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与2个特别行政区

至于第16条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更是难以辨识其批准人员。[45] 专家名单事后公开，是公开的底线。

不但如此，内部程序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权力分配方式，深刻影响乃至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权益。（3）行政人员的回避、期限的延长、听证主持人的确定等程序性问题。（二）内部行政程序问题产生的制度背景内部行政程序的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33]《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并报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由此在某些领域，专家参与构成了内部行政程序这个黑箱中的黑箱，一个特别需要审视的问题。这有助于行政决定的中立、审慎，防止个别行政人员的偏见、恣意。

虽然学者们普遍同意，未来的《行政程序法》在主要调整外部程序的同时也应当调整部分内部程序[3]，但所提及的内部程序往往只有管辖、协助、委托等几点[4]。而相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养专家来说，请外部专家参与更节省行政成本，也有助于保持行政决定的中立性。

在一般的行政执法中，法制机构的审查通常也是一个必要步骤。[30] 一个问题三种答案，到底采用哪一种，有待法律的统一规定。

厦门市集美区法院撤销了该处罚决定。专家评议无需确定多数意见，一般也不表决。

[41] 《学位条例》（2004年修正）第9条第2款规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必须有外单位的有关专家参加。例如，武汉市政府规定，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行政机关备案。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的，可以在检验、检测、检疫合格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标签或者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立法的重点在于规范那些对公民权利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和程序。

作出决定后，有的还应当向相关部门备案。[5]行政立法研究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2003年。

例如，行政机关负责人的集体讨论制度涉及谁来提议和召集、材料如何准备、发言顺序如何安排、意见分歧时如何决议等诸多环节。现场执法人员直接决定，也因之不同。

《社会保险法》（2010年）第80条，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成立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则由用人单位代表、参保人员代表，以及工会代表、专家等组成。（三）专家组成作为一般规则，参与评议、评审、评定的专家必须是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

专家意见的分量越重，对专家中立性的要求也越高。具体行政决定中的专家参与，多取决于法律的规定。一些规章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内部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理性化和正当化的重要机制，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7条规定，200元以下罚款可以由交通警察当场作出行政处罚。从实践来看，除了法律、法规，有的规章也规定了这类前置程序。

此处讨论的自然是后者。[2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1]38号。

有的认为，上级行政机关的批准行为是行政行为成立的要件，下级行政机关的活动只是行政行为的一个中间环节。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的决议后，发给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第11条）。